民声 II (26) || 邵燕祥先生的“败笔”人生：“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
题图：2000年2月26日，我十二岁的女儿与邵先生合影于郑州。（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邵燕祥先生的“败笔”人生
作者| 张从文
8月1日，铮铮风骨的诗人、散文家邵燕祥先生，在睡梦中去世。享年87岁。
我从网上看到， 邵燕祥夫人谢文秀不让家人透露消息，只是让女儿在次日晚上给朋友们发了一条微信：
“父亲昨天上午没醒，睡中安然离世。之前读书、写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如他所愿，一切圆满。遵嘱后事已简办，待母亲百年后一起树葬回归自然。人散后，夜凉如水，欢声笑语从此在心中。——邵燕祥子女 八月二日”。
我不禁回想起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曾经的文艺青年，对邵燕祥先生从作品的认识，到后来有幸的相见，到通过他的作品更深地认识了他。
1. 《到远方去》
邵燕祥，当代诗人，1933年6月10日出生于北京(那时叫北平)一个职员家庭。1945年夏天，从小学进入中学。处女作是1946年4月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杂文《由口舌说起》，批评了习于飞短流长的社会现象。从那时起，他在参与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的同时，写了不少杂文、诗歌和散文式的小说。1949年初，北京解放，他终止了在大学一年级的学业，到北京电台工作。（以上介绍来自网络）
邵燕祥先生的成名作是诗歌《到远方去》，出版于1955年。那时候他刚刚二十岁出头，少年意气，彩霞满天，火热的诗行感动了无数当时的年轻人奔向还没有铁路的铁路线上，奔向还是一片荒凉的矿井。因为他们都相信诗中所说的：
没有的都将会有
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
二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初，邵燕祥出版了又一本诗集《在远方》，在书中，他这样写道：
九十九道伤口
九十九份死刑判决书
九十九层地狱……
敌不过
你伸来搀我的温存的手
一缕柔情
让人读着疼痛的诗句，让我不禁思想：人生需要远方，以为梦就在那里；可是走过中国五六七十年代的很多人都知道，远方所给予的，还有很多戕害，其中更有一些人在受害中被毒化而成了施害于他人的人。
2. 《人生败笔》
我最早知道邵燕祥先生，就是因为他这本并不特别出名的著作《人生败笔—— 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
《人生败笔》一书中，前有各样批判检讨，后有受批判的作品附录。
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起，邵燕祥做什么都是错的，针贬时弊错了，歌颂新时代错了，接受批判写检讨也错了，总之就是存心不轨，与这个那个反动集团同声同气，活该下放农村。
早在1962年，邵燕祥29岁，在《上海文学》6月号上发表散文《小闹闹》，是他做了爸爸以后一段欣喜的生活素描，没有政治含义，却在文革中被当成重要的批判靶子，称为“恶毒地歪曲现实，抹杀阶级斗争，消（削）弱革命者的斗志，污蔑我们的革命干部满脑子只有孩子，没有革命。更恶毒的是污蔑医务工作人员会不会把孩子给错。整个作品充满资产阶级人情味，是一篇市侩哲学的文学作品。”真正是“形容词用到最高级，上纲与定罪务求置之死地”。
在这样的高压之下，邵先生多年忍气吞声，期望接受改造与黑暗和解，但事与愿违，检讨盈筐充箧，最终都成为指供的材料。为此，他深悔自己几十年来，以扭曲之心所写的那些颂歌，皆是“人生败笔”。
邵燕祥对此有更深的思考，为历史留迹而存《人生败笔》，不惜将文革中的检讨自辱一并收录。这本著作因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故请作者在郑州举办讲座。
正是因了这个讲座，我有幸带着我十二岁的女儿一起，跟先生有了一面之缘。
3. 《一万句顶一句》
还记得那是2000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尾上，春寒正深，天气晴好。郑州越秀酒店内，满眼曲栏红柱，金漆椽方；南粤格局的餐厅二楼辟出一块地来立书橱、设讲坛，邵燕祥先生坐在方凳上，双肘落于不高的讲台，平和地讲述他几十年人生曲折。
听众约二三十人吧，在几排长凳上就坐，我带女儿坐在后排。女儿那时十二岁，上初中一年级，已经发表过几篇作文了，但听先生讲座时，她的笔记本上没有写下一个字，她说听不懂。
孩子年幼，不明白我这个父亲何以对邵先生如此心怀敬意，更不明白《诗刊》社在那时有着怎样的高贵地位。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的文学季，我不能免俗地成了文学青年，为新诗癫狂了好些年。我上过《诗刊》社的两届函授班，其中一年由被尊为新诗教父的王燕生老师辅导；他的“会飞的蝴蝶兰/认得归路的蝴蝶兰”，“人生有几个音符是弹不得的”，这样一些惟美的抚摸灵魂的诗句，至今仍让我心口热辣。可惜当时对于身为《诗刊》社的副主编邵燕祥老师，我并不了解；并且因为艾青那本《归来的歌》，我对那种没有摆脱文革语境的白话诗，心中常有不屑。更重要的是，到九十年代末，我因辞了公职流落异地，在诗歌渐被时代遗弃的时候，我也与它渐行渐远。
来听讲座的这份敬畏，对于我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简直有点缅怀自身的意味。
在主讲人旁边，有人伏在桌子上疾速笔录，并且主持讲座的进程。他叫李辉，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和记者。邵燕祥先生以赞赏的口吻介绍说，李辉先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果然，不出几年，我就从网上看到揭露假大师文怀沙的文章传遍天下，作者是李辉。
其实不只是文怀沙，画价上天的范增等人在那时也多有不光彩的作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没有几个人可以心安理得，由此我才开始明白邵先生磊落的价值，并体会他是怎么忍痛弹奏着生命中那几个不能触碰的音符。
但正如批评家谢冕所言：颂歌，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命运。甚至可以说，不曾写颂歌的诗人，甚至算不上是“当代诗人”。
因为生活变迁太多，我早已遗失了当年的讲座记录，只是清晰地记得邵燕祥先生在讲座快要结束时，非常有力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
一个人说话怎么可能“一句顶一万句”呢？能够一句顶一句就很了不起了，我倒是希望自己的话一万句能顶一句。
“一句能顶一万句”，这话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非常普及，稍有文史知识的年轻人也应该知道来历，后来邵燕祥果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一万句顶一句》。
这样的讲座话题沉重而繁复，对于我这个在童年见过派性武斗，替父亲数十次抄写“反省书”的成年人来说，还算熟悉和明了，但是对于我的十二岁女儿，就只能是云里雾里，莫名其妙了。邵燕祥先生的夫人也应邀出席了讲座，坐在讲坛一侧。她注意到了有个小女孩在场。中场休息时，夫人笑吟吟地和孩子打招呼，结束后又把孩子叫过去跟邵先生合了影，给女儿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算起来，那一年邵燕祥先生67岁。在当时的我看来，人既退休，反思人生，对自己对社会有个交待，也就是了个心愿以警后人罢了。
4. 《最后的独白》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女儿长大嫁到了远方，没能成为诗人或作家；我自己汲汲于柴米生存，诗是随写随丢，一无所成。而已入老境的邵燕祥先生却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散文、杂文和诗集。他的人生，更是由“败笔”走向了崇高。
其实这种崇高，早在1988年就以长诗《最后的独白》奠定了基础，只是他的思想高度一因诗歌本身的末落少人问津，二因主流媒体不见容纳而未传于网络，以至于我在2000年听先生讲座时，我对他的诗歌的思想水平的了解，其实并不比我十二岁的女儿深多少。
最后的独白者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三十一岁，比我女儿现在的年龄还略小，在苏联国庆15周年的庆典之夜，写了一封只有一个人看过，永远不为人知的信，然后在最深的夜色里，用枪击穿了自己。她的血冷凝得比莫斯科的深夜更黑，让55年后的邵燕祥从暗夜的一块黑斑里找到了她的诉说。醒来的中国诗人，无法忍受一个美丽善良的俄罗斯女子，就这样消逝于我们的世界。
事件起始于两岁的那佳（娜杰日达）被25岁的朱加什维利（史达林原姓）从水里拉上来，这样一件举手之劳，竟成为日后一个知性女子终生的宿命。人身践踏和心灵恐怖像腥稠的毒气包围着她，呼吸和不呼吸都是死路一条。
有诗评家说，从拯救到死亡，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谬和嘲讽。我却要说，你们没有生养女儿吗？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岂是为了政治游戏？岂是为了某些理性的证明？
这样的时候，只有邵燕祥的诗句能够抵达为女儿者、为父母者的心灵：
生活在秘密太多的国度，
命运对我却不再是秘密。
谁留心巨大的椴树干上的一只蚂蚁？
谁记得涅瓦河的一圈水纹皱起又归圆寂？
…...
谁会怀念起一个小小的女人？
( 《最后的独白》）
这是人性的怜悯，撇开一切名誉、威权和享乐，找回一个血肉真实、心智良善、明艳自由的个体之人。正如哲学家、剧作家、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曾说过的：
“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人性中这些基础方面从‘私下的’放逐中召回，并以此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社会的真正起点。”
邵燕祥的诗温暖了人性，却不止于人性，这就显出其崇高的特质来：
我无力埋葬一个时代，
只能是时代埋葬我。
……
可笑吗？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
但只是在今天，
我第一次知道：
没有上帝，
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
( 《最后的独白》）
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无神论者的终极觉悟，像我们从中国革命文学中看到的，唱着《国际歌》慷慨就义者一样了无牵挂。其实正相反，独白者那佳本来就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一样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到了最后时刻，她猛醒而走到了这些革命者的反面，还能说她是无神论者吗？她没有像布哈林那样临死还希望下一任当政者为自己平反，她看透了那个人和那个时代，她走得义无反顾。她知道天堂不是为她留的，因为她在不知不觉中做了恶魔的同伙；她也不相信自己会下地狱，因为她叛逃出来了。
邵燕祥对神性的认知在八十年代之后慢慢建立，可以从他九十年代的作品《圣经拟作》得到验证。
《约翰福音》第八章中说：一伙犹太人问耶稣，要不要用石头将行淫的妇人砸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以用石头打她。众人自知各人都有罪，纷纷退了出去。
邵燕祥据此扩张原义：“法利赛人说：“这妇人是有罪的，你为这妇人说话，也是有罪的。”于是众人拿石头纷纷打在妇人和耶稣身上。
这篇“拟作”的寓意显然不止于三人成虎，人言可畏，而是痛心于一个更恶劣的情况，人们没有敬畏之心，对人性缺乏反思，只有利益，没有底线，肆无忌惮。
在文学艺术中，崇高是一种近于悲剧性的震撼力，邵燕祥晚年反复拷打自己的“败笔”人生，以“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方式，展露“一个小人物走过大时代的足迹和心迹”：
走在秋天的天野上
我问老托尔斯泰
一切成熟了的
都必须低垂着头么？
（邵燕祥《断句》
5. 《梦醒的启蒙》
邵燕祥先生的杂文具有极其深刻的思想力量。他崇尚真理和理性。他说：“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
更为可贵的是，他那把启蒙理性的解剖刀并非一味向着外界，向着他人，他也以同样严格的尺度解剖着自己。在这方面，1988年写的《梦醒后的启蒙》可以视为自我启蒙的宣言。他写道：“谁启蒙？启谁的蒙？所有意识到启蒙的意义的人，都既是启蒙者，又是被启蒙者。不是少数自称‘精英’的人充当启蒙说教者，连这些自称‘精英’其实也同整个知识界一样身上带着老传统和新传统深深浅浅的戳记的人们，也要跟‘非精英’们一起接受时代的启蒙。” （引自文艺报，《邵燕祥杂文的启蒙理性》，莫顺斌，2017年8月31日）
而在他2014年出版的《一个戴灰帽子戴人》一书中，他说：“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那一日，我在一枚老师的分享中看到她手录的这两段话，细细品味后，不禁呆痴了半响：
6. 《谁管谁》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从同为一枚园地耕耘者的江棋生老师那里，得知原来邵先生也是江老师的老朋友：
邵先生送给江老师的这本《谁管谁》，我还没有读过。到网上搜了一下，是邵先生的一本随笔杂文集，2000年出版。所录作品几十篇，“无不用辛辣的笔调、调侃的语言深刻地剖析社会流毒，揭露社会丑恶阴暗的一面。”
我仔细辨认了一下邵先生给江老师在扉页上写的这一段话：
棋生先生一哂：
旧作一本，大体为九九年上半年作，其中如“皇帝热”收入此书时，还被编者删节过了。
燕祥持赠
0六年十月
自从2000年在郑州的讲座上见到邵先生，一晃二十年过去了。送别先生之际，没想到借着一枚园地， 又从江老师那里看到了邵先生手书的墨宝，如同他的文一般，充满了风骨，怎不让我对邵先生更加充满了追思和怀念。
谨以此文，缅怀远去的邵燕祥先生！
【作者简介】张从文，湖北人，现居郑州。二胡教师，自由撰稿人。行伍十年间，学习公文和诗歌，转业入银行编撰内刊，下海转学音乐，专授二胡，兼写诗文。一枚园地耕耘者。
（本文编辑：夫妻肺片，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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